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日文：侍／さむらい ；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日文：武士／ぶし ）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不随之而亡的人。
起源：
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除幕府时的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封建俸禄，武士阶层解体。 1871年制定户籍法为废除等级制着手简化阶层成分，宫廷贵族和大名被指定为华族，武士被指定为士族或卒族，其余者划为平民。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体，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
日本武士是日本身份制度下的士族阶层，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的。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早期武士其实是雇佣兵，在战国时代是下克上时代，武士道真正完成于德川幕府时代，来源于神道教、佛教。从神道教中，武士道得到了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日本禅宗得到了专注、平静、沉着、不畏死；从儒学中得到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十二世纪晚期的发展，武士道在16世纪成为成文的准则。
武士道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江户时代之前，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之后。
江户时代之前：主要崇尚个人荣耀与家族名誉，讲究个人实力，不尚下对上的忠诚，也就是流行以下克上，提升个人与家族的政治威望，典型代表是平清盛、足利尊氏、明智光秀。
江户时代：幕府为了安定社会，制定诸多武家法规，本份，得主尽忠，忠于主君，不顾身家，报恩，克己，面对逆境而不动摇，以内在的修行，稳定武士阶级的伦常，外在上也以严格取缔的方式约束对上不敬的行为，把社会带向和平稳定的方向，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和吉田松荫，这些武家法规，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武士道，这使得武士有了恒常效忠对象。
明治时代之后：因实行四民平等、废刀令，使武士的地位被削弱，但而后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武士道再度被提倡，并被强调成对天皇的彻底服从与勇武。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武士道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随之瓦解。 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 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侠义」、「质素」等，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
1890年更颁布强调「和魂」的《教育敕语》，本着「以儒教为根本」的原则，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武士道全民化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皇国臣民化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 《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武士道从幕府时代效忠各自主君，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同时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 「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 1911年，明治政府在全面修订的修身教科书中明确形成了家庭国家观。修身教科书明确指出整个日本社会是一大家庭，而皇室是宗家，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是紧密一致的。
福泽谕吉强调维持士风是万世不变的要义。新渡户稻造呈给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论书』中认为「武士道兴于兹，辅佐鸿谟，宣扬国风，使众庶皆归忠臣爱国之德。」新渡户认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源泉。武士道对男性和女性要求稍微不同。对于女性而言，武士道意味着守卫自己的贞操（当作为武士的女儿时），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及维系家庭等。战后，日本银行在1984年更改纸币上的图案设计，采用福泽谕吉像为一万日圆，新渡户稻造像为五千日圆，夏目漱石像为一千日圆的图样。而此三人对武士道都表示积极的赞赏，三人的看法虽说一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但也表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相当受武士道的影响。